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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概念问题。狭义上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指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等1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其土地面积大约540万平方公里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％，其人口总数约2.85亿，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％。相对东部沿海而言，广义上的西部是泛指经济欠发达的地区。

　　二、资源问题。西部各地区的资源分布各不相同，各有特色。重庆：野生资源丰富；四川：人口、肉类、果蔬资源；云南：动植物资源；甘肃：葡萄酿酒资源；宁夏：枸杞、甘草植物资源；新疆：番茄、葡萄、大枣、辣椒等“四红”资源；陕西：果类资源；青海：柴达木盆地绿洲农业资源；贵州：酿酒资源；西藏：水、奶酪资源等。

　　三、人才问题。东西部地区人才资源悬殊极大，有4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：东部：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；西部：2名。东部：乡镇领导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％；西部：不足20％。东部：平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8个月；西部：3年零6个月。东部：1985年到1998年吸引外资金额占全国的88％；西部只有4.1％。

　　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尤其是高科技人才资源相当匮乏。

　　四、政策资金问题。西部开发，不是政府拿出一堆钱去搞开发。目前，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很低，有些省区的税收收入还不及沿海地区的一个中小城市，分税制后，虽然西部地区也上缴国家税收，但国家大都全部返还，还要给予补贴。因此，西部地区减税的空间实在有限，“西进”投资者对此不可保持过高的期望值。

　　五、思想观念问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一个强大的西部，就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。西部大开发是系统、长期的战略工程，不是权宜之计。当前，人们的思想观念尚不统一，亟待转变。

　　1、转变坐、等、要的保守观念。西部大开发，政府发挥的作用有效但有限，政府不能全包，像基础设施建设，不能光靠政府掏钱，也可吸引民间资本来做。说到底，西部大开发重在自身“造血”，对外部力量不可寄予过高期望。

　　2、转变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观念。西部地区因经济长期滞后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本位思想，少数地区、少数部门逆西部大开发潮流而动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、设置重重壁垒，这等于拒绝开发。3月23日，新华社一则《政府纪要吓跑投资者》的消息引人深思，全文摘要如下：

　　据新华社重庆3月23日电西部大开发激发起许多东部投资者的西进热情。但广东客商陈先生等一行人最近到四川、重庆一些地方考察后，被一份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“政府纪要”吓退了。陈先生日前离渝回粤前对记者说，他们已暂时放弃到西部投资的打算。

　　陈先生一行在川东北某县考察时，得到一份县政府的地方产品促销工作会议纪要。“纪要”称：保护本地产品是“工业兴县”、“商贸活县”的重要手段。“纪要”规定，县内各宾馆、酒店等，除世界名酒、中国名酒外，一律不得销售外地酒类产品，只许销售本地产品；凡本地有的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县，须先经税务、工商部门收缴足额税费后才能上柜；交通、交警部门要从交通规则、装载标准、车辆性能、证照方面，对运载外地产品进入本县的车辆进行制载；技术监督部门对外地产品要严格检查，重处重罚，绝不手软；同时还强调各执法部门要站在发展地方经济的高度保驾护航，县里实行严格的奖罚考核，并每月组织一次检查。

　　六、取舍问题。西部大开发不能“撒糊椒粉”，要分轻、重、缓、急，有所取舍，循序渐进。把有限的资源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优先投放到重点产业、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，让“龙头”舞起来，以此拉动整个行业协调发展。

　　七、发展模式问题。西部大开发不是“扶贫”工程，不能采用传统的“扶贫”模式，要走大开放，大开发、产业化的路子，吸引天下的资金、人才为西部所用。西部开发与其说政府主导，不如说企业主导。企业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，要从“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”。在西部搞投资开发，仅仅考虑经济效益是不行的，必须首先考虑生态效益。再也不能重复东部只求规模产值，不顾生态环境的老路子。

　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家副主席胡锦涛2月底在四川考察时谈到西部大开发，他强调，要坚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，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，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，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强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，把深化改革，扩大开发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。胡锦涛副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方向，理清了思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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